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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祺:光我中华

发布时间:2018-11-01 00:00 浏览量:1832
光 我 中 华
——回忆我的父亲张锡祺
张秀莲


父亲张锡祺离开我们46年了。安徽医科大学曾是父亲生前工作单位,也是我的母校,今年举行建校80周年纪念活动,我心情十分激动。最近,我接受了母校的一次专访。
冲破家庭的藩篱
父亲张锡祺,原任安徽医学院院长,眼科教授。他祖籍福建泉州惠安县,1898年11月29日出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兄弟三人。他3岁丧父,以后,家庭经济日趋困难,10岁时随母和兄弟迁移到台湾高雄大哥处生活, 14岁时读完小学课程。因母亲无力负担他继续升学,他到台湾的日本银行行长办公室当勤杂工。一天行长办公室少了一张巨款支票,怀疑是他所窃。查询中,野蛮的日本行长打了他一记耳光。他愤恨异常,不再上班。后来,银行找到了那张支票,行长派人叫他上班,并给他增加工资,但他断然拒绝了,随即由大哥的朋友带他到日本东京。在一家庭式的小旅馆里当服务员,花了较长时间,边打工边完成了中学学业,1920年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庚子赔款”的“官费生”,录取在日本千叶医学专科学校(1922年改为千叶医科大学),1925年毕业,毕业后继续在该校附属医院深造。
在东京半工半读的中学时代,父亲认识了母亲马场崎绩子,她是一位日本陆军大佐的三小姐。两人恋爱遭到我母亲家庭的坚决反对,当时在他们看来,一个中国穷书生,要讨日本人当老婆,不能答应。然而母亲毅然冲破家庭的束缚,断然与家庭脱离关系,跟随着我父亲,并于1926年7月在台湾高雄和他结婚,改名为马绩,并申请加入中国籍(于新中国诞生后,正式加入了中国籍)。1927年我父亲在高雄新滨町开设了光华眼科医院。我是那一年出生的。母亲是一个贤妻良母,不仅尽了一个家庭主妇责任,还以自己学得的助产学技术,当好父亲的助手,并积极支持父亲在台湾参与的反帝活动。
受命于危难之际
安徽医科大学的前身是上海私立东南医学院,创立于1926年5月29日,创办人郭琦元校长毕业于日本千叶医科大学,是父亲的校友。1930年,我的祖母病逝。父亲遵照祖母生前的遗愿,在高雄反帝同仁的帮助下,带着母亲和我迁至上海,在四川北路开设了光华眼科医院,一二八事变后,迁移至南昌路,并在另一地址成立了分院,同时应郭琦元校长之邀任东南医学院眼科教授。我从有关文章中得知,光华眼科医院曾是上海唯一设有施诊部免费为劳苦大众看病的医院,兼作学生眼科实习基地,父亲对技术精益求精,对病人一视同仁,和蔼可亲,有仁爱之心,因此深受人民的拥戴。在那里,父亲曾为刘伯承安装过义眼,邓颖超、许广平母子都曾来过医院治疗眼疾,邓颖超还赠给我母亲一块绢花台布答谢,许广平送给我父亲一部《鲁迅三十年集》。光华眼科医院还是中共地下交通站的联络点,长期为党传递信息,父亲为进步组织“华联通迅社”掩护过一部无线电收报机。陆定一、黄良翌、许涤新、王学文、江宁静都曾在此工作过,李克农还两次住光华作“病人”,安全地避开了白色恐怖。父亲曾先后遭到上海当局的扣押和日本宪兵队的逮捕,并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机对中方非军事目标滥施轰炸,位于真如改作伤兵医院的东南医学院被炸毁,是年11月上海沦陷,学校未撤,局处于萨坡塞路一座楼房,漫度艰苦岁月。郭琦元院长因任中国红十字会战地救护总队负责人,于是就将学校交给父亲负责,日常事务交给陈重臣管理。在兵荒马乱时期,一所私立学校维持办学谈何容易。学校经费短缺,全指望父亲的眼科医院收入勉强维持。有些天,学校员工们还排在医院门口等着领工资,为此父亲寝食难安,呕心沥血。
上海沦陷后,在日伪政权的包围下,东南医学院曾接到汪伪政府电文,要学校改为国立医学院,但被我父亲张锡祺拒绝。面对严峻时局和重重困难,东南医学院坚持自立办校,校园布告栏从不贴汪伪政府的通知,校大门头从不插汪伪政府的国旗。抗战胜利后,郭琦元校长曾从大后方回来一次,不久即离开,学校仍由父亲负责。
1946年,因萨坡赛路校舍狭小,学校酝酿搬迁重建计划。为购得制造局路新校舍地皮,父亲百计筹措,因资金实难凑齐(还缺十分之一),最后下跪求人家,才勉度难关。为了修建新校,学校师生积极开展募捐活动,并得到程砚秋等京剧大师的支持,举行了义演,用义演所得的收入充作修缮经费。校舍修缮一新后,学校迁入制造局路,教学条件大为改善。父亲还请来了多位名教授,如叶曙、吕运明、张等,加强了师资力量。
“山芋”是我的“点心”
我是1946年入学的东南医学院1952届毕业生。我经历了东南医学院内迁安徽的全过程。1949年12月29日,东南医学院率先响应中共华东局“面向农村,走向内地”的号召,在汤蠡舟教授和父亲的带领下,从上海内迁至安徽怀远,入驻留有教会医院房舍的怀远县西门岗,成为安徽省第一所高等医科院校。接着,汤蠡舟教授和父亲带领大家开始了新校建设。1950年,皖北遭受严重水灾,怀远一带是汪洋一片,学校当即派出100多名师生,参加抢险救灾工作,有时还划舟出诊,救治了大批患病灾民。有时,喝的是河泵水,需加明矾澄清方能饮用;吃的有“山芋”,父亲却乐观、诙谐地称之为“甜点”。
在汤蠡舟教授和父亲的敬业精神感召下,一批年过半百的教授们,放弃舒适的都市生活,来到安徽,很不容易!陈卓人教授在上海有洋房和汽车,还有赵师震教授、李祖蔚教授、蒋本沂教授放弃了家业……1951年4月,父亲将自己在上海开办的光华眼科医院和分院的全部财产捐给了上海市人民政府,举家落户到合肥,还将我小时候弹的钢琴送给了安医幼儿园。1951年夏,学校和医院开始从怀远迁至合肥。当时,因学校职工宿舍尚未建好,我们家被临时安置在市中心五圣楼巷(今五星巷)一幢别墅式的平房内,与汤蠡舟家住在一处,每次来学院上班,需步行一小时。
母亲“国际化了”
我父亲在看病和教学的同时,还进行医学研究工作,他作了免疫体及细菌毒素通过眼角膜的实验研究,取得丰硕成果,1936年日本眼科学会在九州开会,他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会议,将研究论文在大会上宣读,得到公认,千叶医科大学授予父亲博士学位,日本政府颁发博士证书,父亲深爱自己的祖国,拒收日本政府发给他的博士证书,日本政府当然不满,而外公对自己过去看不起的中国女婿这次竟获得如此殊荣,感到震动!立即承认他为正式女婿,并恢复了断绝多年的父女关系,还认为他是所有女婿中最好的一个,是医学博士,一直对我母亲忠心耿耿,母亲嫁他最好。
抗日战争开始,父亲不许家里讲日语,母亲学会了闽南语、普通话与上海话。母亲47岁来到合肥。我很敬佩母亲适应力强,对合肥的生活能忍受、能适应。当时合肥生活条件艰苦,没有煤气,没有自来水,用的是井水和河水。环境确实能磨练人。在我年幼时,母亲因带我不慎从楼梯摔下,伤及脊椎留下背部神经痛,长期打针,卧床不起,身体虚弱,到了合肥,这种毛病却奇迹般地好了。她心情愈加好了,穿着布鞋,讲着中国话,走在人群中,参加庆祝活动,像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我的两个大孩子,3岁、5岁时,由她一个人带,周围小孩都要到我家玩,我们家是最热闹的。

我母亲在华生活60多年,应其家人邀请,于1983年回日本探亲,只停留三个月时间。探亲回来后,母亲和我们商定,将父亲的著作稿费设立医学生奖学金,但数额有限。带着母亲的心愿,带着父亲编著的《眼病图谱》,我和丈夫黄瑞霖又去了一趟日本,动员她的兄弟姐妹和亲戚朋友们募捐,他们十分赞同,并纷纷捐款。我舅舅风趣地说我母亲“国际化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所捐款项已纳入“张锡祺奖学金”。
“中国竟有这么好的书!”
1952年,东南医学院从怀远全部迁至合肥,同年10月3日,更名为安徽医学院,我父亲随任医学院院长、眼科教授,同时继续进行眼科研究工作。《眼底病图谱》是他多年的心血结晶。早在30年代,他就感到,进行眼科教学,只能拿英国、德国等国外资料来讲授,而没有中国的资料,存在很大缺陷。于是,他用重金聘请画家顾廷康,为自己的病例画眼病图谱。顾不懂医,是在父亲的训练指导下画图,每一张图都进行认真审核,不对重画,直到满意为止。有许多特殊病例还到照相馆拍成照片。父亲把20多年中有价值的病例集中起来,先写成《眼底病图谱》书稿。1955年,在政府和多方支持下,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此书,因其印刷十分精美,全为彩色图谱,被国家选送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展出,国外人士赞叹“中国竟有这么好的东西!”
1956年以后,父亲年近花甲,身体越来越衰弱,安徽医学院党委曾多次劝他不要再给学生上课了,但是每当年轻教师讲课时,他仍是坐在教室的一角听课,有时还要给他留几分钟时间,让他作个小结,或作一点评论性的讲述。劝他不要查病房了,但他认为带学生查病房是搞好临床教学的关键。与此同时,父亲继续加紧整理编辑《眼病图谱》书稿,但遗憾的是,还未成书,他就于1960年5月19日去世了。
我与母亲将父亲保存的300余张眼病图谱的原件交给了安医眼科教研室,用于教学和科研。后来,经安医眼科教研室同仁们的共同努力,补充了新的资料,于1985年12月安徽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眼病图谱》一书。1996年,安医举行了建校70周年纪念活动,为了纪念张锡祺对眼科事业的贡献,激励后人对眼科医学的攀登,眼科教研室决定并得到安医大党委同意,将《眼病图谱》稿酬设立了“张锡祺奖学金”。
父亲一生追求进步与光明,他为自己确定了“光我中华” 的远大志向,晚年(1957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医学院院长兼中国科学院安徽分院副院长、眼科一级教授。他病逝后,安徽省委书记桂林栖同志为他主持丧事,全院师生员工怀着深厚的感情悼念他。按照他生前遗愿,他的脏体捐献给学院病理解剖教研室作为学生学习时的观察标本。他是安徽第一个贡献遗体作解剖,也是安徽第一个实行火葬的人(当时合肥无火葬馆,是用和尚坐缸火化的方法在寺庙火化的)。
父亲生前的朋友和学生先后著文纪念他。张颖生医师1979年著文《一个真正高尚的人——怀念张锡祺教授》登载于《党史纵览》、《华夏纵横》月刊。李广涛同志于1983年发表《光我中华——张锡祺同志逝世廿三年祭》文章刊登于《安徽日报》。刘任涛医师1998年著文《张锡祺医师——眼科专家张锡祺教授诞生一百周年祭》刊登于《名医之死》书中。
我父亲一生无积蓄。父亲去世后,我母亲对组织上无半点分外要求,即随我到上海生活。她积极参加居民委员会工作。1987年母亲去世,原安徽医学院党委书记李广涛同志还专程赴沪参加母亲的追悼会。经有关部门批准,父母合墓葬在合肥小蜀山。女儿在此述文,深情告慰在九泉之下的父亲和母亲安息!
作者简介:张秀莲,张锡祺之女,东南医学院1952届毕业生,从事医学研究工作,现定居上海。光 我 中 华
——回忆我的父亲张锡祺
张秀莲


父亲张锡祺离开我们46年了。安徽医科大学曾是父亲生前工作单位,也是我的母校,今年举行建校80周年纪念活动,我心情十分激动。最近,我接受了母校的一次专访。
冲破家庭的藩篱
父亲张锡祺,原任安徽医学院院长,眼科教授。他祖籍福建泉州惠安县,1898年11月29日出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兄弟三人。他3岁丧父,以后,家庭经济日趋困难,10岁时随母和兄弟迁移到台湾高雄大哥处生活, 14岁时读完小学课程。因母亲无力负担他继续升学,他到台湾的日本银行行长办公室当勤杂工。一天行长办公室少了一张巨款支票,怀疑是他所窃。查询中,野蛮的日本行长打了他一记耳光。他愤恨异常,不再上班。后来,银行找到了那张支票,行长派人叫他上班,并给他增加工资,但他断然拒绝了,随即由大哥的朋友带他到日本东京。在一家庭式的小旅馆里当服务员,花了较长时间,边打工边完成了中学学业,1920年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庚子赔款”的“官费生”,录取在日本千叶医学专科学校(1922年改为千叶医科大学),1925年毕业,毕业后继续在该校附属医院深造。
在东京半工半读的中学时代,父亲认识了母亲马场崎绩子,她是一位日本陆军大佐的三小姐。两人恋爱遭到我母亲家庭的坚决反对,当时在他们看来,一个中国穷书生,要讨日本人当老婆,不能答应。然而母亲毅然冲破家庭的束缚,断然与家庭脱离关系,跟随着我父亲,并于1926年7月在台湾高雄和他结婚,改名为马绩,并申请加入中国籍(于新中国诞生后,正式加入了中国籍)。1927年我父亲在高雄新滨町开设了光华眼科医院。我是那一年出生的。母亲是一个贤妻良母,不仅尽了一个家庭主妇责任,还以自己学得的助产学技术,当好父亲的助手,并积极支持父亲在台湾参与的反帝活动。
受命于危难之际
安徽医科大学的前身是上海私立东南医学院,创立于1926年5月29日,创办人郭琦元校长毕业于日本千叶医科大学,是父亲的校友。1930年,我的祖母病逝。父亲遵照祖母生前的遗愿,在高雄反帝同仁的帮助下,带着母亲和我迁至上海,在四川北路开设了光华眼科医院,一二八事变后,迁移至南昌路,并在另一地址成立了分院,同时应郭琦元校长之邀任东南医学院眼科教授。我从有关文章中得知,光华眼科医院曾是上海唯一设有施诊部免费为劳苦大众看病的医院,兼作学生眼科实习基地,父亲对技术精益求精,对病人一视同仁,和蔼可亲,有仁爱之心,因此深受人民的拥戴。在那里,父亲曾为刘伯承安装过义眼,邓颖超、许广平母子都曾来过医院治疗眼疾,邓颖超还赠给我母亲一块绢花台布答谢,许广平送给我父亲一部《鲁迅三十年集》。光华眼科医院还是中共地下交通站的联络点,长期为党传递信息,父亲为进步组织“华联通迅社”掩护过一部无线电收报机。陆定一、黄良翌、许涤新、王学文、江宁静都曾在此工作过,李克农还两次住光华作“病人”,安全地避开了白色恐怖。父亲曾先后遭到上海当局的扣押和日本宪兵队的逮捕,并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机对中方非军事目标滥施轰炸,位于真如改作伤兵医院的东南医学院被炸毁,是年11月上海沦陷,学校未撤,局处于萨坡塞路一座楼房,漫度艰苦岁月。郭琦元院长因任中国红十字会战地救护总队负责人,于是就将学校交给父亲负责,日常事务交给陈重臣管理。在兵荒马乱时期,一所私立学校维持办学谈何容易。学校经费短缺,全指望父亲的眼科医院收入勉强维持。有些天,学校员工们还排在医院门口等着领工资,为此父亲寝食难安,呕心沥血。
上海沦陷后,在日伪政权的包围下,东南医学院曾接到汪伪政府电文,要学校改为国立医学院,但被我父亲张锡祺拒绝。面对严峻时局和重重困难,东南医学院坚持自立办校,校园布告栏从不贴汪伪政府的通知,校大门头从不插汪伪政府的国旗。抗战胜利后,郭琦元校长曾从大后方回来一次,不久即离开,学校仍由父亲负责。
1946年,因萨坡赛路校舍狭小,学校酝酿搬迁重建计划。为购得制造局路新校舍地皮,父亲百计筹措,因资金实难凑齐(还缺十分之一),最后下跪求人家,才勉度难关。为了修建新校,学校师生积极开展募捐活动,并得到程砚秋等京剧大师的支持,举行了义演,用义演所得的收入充作修缮经费。校舍修缮一新后,学校迁入制造局路,教学条件大为改善。父亲还请来了多位名教授,如叶曙、吕运明、张等,加强了师资力量。
“山芋”是我的“点心”
我是1946年入学的东南医学院1952届毕业生。我经历了东南医学院内迁安徽的全过程。1949年12月29日,东南医学院率先响应中共华东局“面向农村,走向内地”的号召,在汤蠡舟教授和父亲的带领下,从上海内迁至安徽怀远,入驻留有教会医院房舍的怀远县西门岗,成为安徽省第一所高等医科院校。接着,汤蠡舟教授和父亲带领大家开始了新校建设。1950年,皖北遭受严重水灾,怀远一带是汪洋一片,学校当即派出100多名师生,参加抢险救灾工作,有时还划舟出诊,救治了大批患病灾民。有时,喝的是河泵水,需加明矾澄清方能饮用;吃的有“山芋”,父亲却乐观、诙谐地称之为“甜点”。
在汤蠡舟教授和父亲的敬业精神感召下,一批年过半百的教授们,放弃舒适的都市生活,来到安徽,很不容易!陈卓人教授在上海有洋房和汽车,还有赵师震教授、李祖蔚教授、蒋本沂教授放弃了家业……1951年4月,父亲将自己在上海开办的光华眼科医院和分院的全部财产捐给了上海市人民政府,举家落户到合肥,还将我小时候弹的钢琴送给了安医幼儿园。1951年夏,学校和医院开始从怀远迁至合肥。当时,因学校职工宿舍尚未建好,我们家被临时安置在市中心五圣楼巷(今五星巷)一幢别墅式的平房内,与汤蠡舟家住在一处,每次来学院上班,需步行一小时。
母亲“国际化了”
我父亲在看病和教学的同时,还进行医学研究工作,他作了免疫体及细菌毒素通过眼角膜的实验研究,取得丰硕成果,1936年日本眼科学会在九州开会,他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会议,将研究论文在大会上宣读,得到公认,千叶医科大学授予父亲博士学位,日本政府颁发博士证书,父亲深爱自己的祖国,拒收日本政府发给他的博士证书,日本政府当然不满,而外公对自己过去看不起的中国女婿这次竟获得如此殊荣,感到震动!立即承认他为正式女婿,并恢复了断绝多年的父女关系,还认为他是所有女婿中最好的一个,是医学博士,一直对我母亲忠心耿耿,母亲嫁他最好。
抗日战争开始,父亲不许家里讲日语,母亲学会了闽南语、普通话与上海话。母亲47岁来到合肥。我很敬佩母亲适应力强,对合肥的生活能忍受、能适应。当时合肥生活条件艰苦,没有煤气,没有自来水,用的是井水和河水。环境确实能磨练人。在我年幼时,母亲因带我不慎从楼梯摔下,伤及脊椎留下背部神经痛,长期打针,卧床不起,身体虚弱,到了合肥,这种毛病却奇迹般地好了。她心情愈加好了,穿着布鞋,讲着中国话,走在人群中,参加庆祝活动,像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我的两个大孩子,3岁、5岁时,由她一个人带,周围小孩都要到我家玩,我们家是最热闹的。

我母亲在华生活60多年,应其家人邀请,于1983年回日本探亲,只停留三个月时间。探亲回来后,母亲和我们商定,将父亲的著作稿费设立医学生奖学金,但数额有限。带着母亲的心愿,带着父亲编著的《眼病图谱》,我和丈夫黄瑞霖又去了一趟日本,动员她的兄弟姐妹和亲戚朋友们募捐,他们十分赞同,并纷纷捐款。我舅舅风趣地说我母亲“国际化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所捐款项已纳入“张锡祺奖学金”。
“中国竟有这么好的书!”
1952年,东南医学院从怀远全部迁至合肥,同年10月3日,更名为安徽医学院,我父亲随任医学院院长、眼科教授,同时继续进行眼科研究工作。《眼底病图谱》是他多年的心血结晶。早在30年代,他就感到,进行眼科教学,只能拿英国、德国等国外资料来讲授,而没有中国的资料,存在很大缺陷。于是,他用重金聘请画家顾廷康,为自己的病例画眼病图谱。顾不懂医,是在父亲的训练指导下画图,每一张图都进行认真审核,不对重画,直到满意为止。有许多特殊病例还到照相馆拍成照片。父亲把20多年中有价值的病例集中起来,先写成《眼底病图谱》书稿。1955年,在政府和多方支持下,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此书,因其印刷十分精美,全为彩色图谱,被国家选送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展出,国外人士赞叹“中国竟有这么好的东西!”
1956年以后,父亲年近花甲,身体越来越衰弱,安徽医学院党委曾多次劝他不要再给学生上课了,但是每当年轻教师讲课时,他仍是坐在教室的一角听课,有时还要给他留几分钟时间,让他作个小结,或作一点评论性的讲述。劝他不要查病房了,但他认为带学生查病房是搞好临床教学的关键。与此同时,父亲继续加紧整理编辑《眼病图谱》书稿,但遗憾的是,还未成书,他就于1960年5月19日去世了。
我与母亲将父亲保存的300余张眼病图谱的原件交给了安医眼科教研室,用于教学和科研。后来,经安医眼科教研室同仁们的共同努力,补充了新的资料,于1985年12月安徽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眼病图谱》一书。1996年,安医举行了建校70周年纪念活动,为了纪念张锡祺对眼科事业的贡献,激励后人对眼科医学的攀登,眼科教研室决定并得到安医大党委同意,将《眼病图谱》稿酬设立了“张锡祺奖学金”。
父亲一生追求进步与光明,他为自己确定了“光我中华” 的远大志向,晚年(1957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医学院院长兼中国科学院安徽分院副院长、眼科一级教授。他病逝后,安徽省委书记桂林栖同志为他主持丧事,全院师生员工怀着深厚的感情悼念他。按照他生前遗愿,他的脏体捐献给学院病理解剖教研室作为学生学习时的观察标本。他是安徽第一个贡献遗体作解剖,也是安徽第一个实行火葬的人(当时合肥无火葬馆,是用和尚坐缸火化的方法在寺庙火化的)。
父亲生前的朋友和学生先后著文纪念他。张颖生医师1979年著文《一个真正高尚的人——怀念张锡祺教授》登载于《党史纵览》、《华夏纵横》月刊。李广涛同志于1983年发表《光我中华——张锡祺同志逝世廿三年祭》文章刊登于《安徽日报》。刘任涛医师1998年著文《张锡祺医师——眼科专家张锡祺教授诞生一百周年祭》刊登于《名医之死》书中。
我父亲一生无积蓄。父亲去世后,我母亲对组织上无半点分外要求,即随我到上海生活。她积极参加居民委员会工作。1987年母亲去世,原安徽医学院党委书记李广涛同志还专程赴沪参加母亲的追悼会。经有关部门批准,父母合墓葬在合肥小蜀山。女儿在此述文,深情告慰在九泉之下的父亲和母亲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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