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当头 奋不顾身 以救死扶伤为己任
创办医大 力主内迁 为传授医道而尽心
——追记父亲汤蠡舟
汤章城
父亲汤蠡舟（1896-1957）所处的时代，是我国经历巨大社会变革的时代。在他六十一年的生涯中，发生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成立、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等历史变革。每当社会变革到来，他都迎身而上，投身其中，留下至今仍依稀可见的足迹。他忧国忧民、勤奋好学、不畏艰辛、廉洁奉公的精神品德，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弘扬的宝贵财富。
父亲离开我们已近半个世纪。由于社会的变革和家庭的数度搬迁，关于他的许多文字图片资料已难以寻觅。现在我们仅借助残存的信息，家人零星的回忆和苦苦的搜寻，汇集成父亲生平“点滴”记录。这些“点滴”至今仍熠熠生辉，让我们铭记心间。
一、东渡日本 学医千叶
父亲汤蠡舟，字纪湖，1896年6月7日出生于上海浦东三林镇的一个大户人家。父亲兄弟四人，他排行最小。父亲在老家念完小学后，来到上海市区，就读南洋中学，于1917年夏毕业。是年秋，东渡日本公费留学，就读于日本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后改为千叶医科大学）。
据史料记载，1904年，清政府鉴于日本教育发达，曾派各省提学使赴日考察教育，进行文化交流。双方政府决定，由中国政府每年选派青年，以官费生身份，分别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千叶医学专门学校等五校就读。这些留学生受驻日公使馆监督，而在校日常生活实际上受到日方照顾。
这些学校还专门为中国学生设立了特别预科，先要经过一年语言训练，才可从容地与日本学生同堂上课和交流。经商定，这些学校每年招收中国学生五十名，均为官费生，由清政府提供学习和生活费用，以十五年为期。后来，清政府不复存在，这一条约依然有效。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也不能不受其影响。为了吸收新知识、新思想，父亲汤蠡舟和几个南洋中学的同学如赵师震、罗宗洛等相约，各向书店订购英美的进步杂志，各人把自己订阅的杂志中认为重要的论文摘要下来，然后大家轮流传阅。
从史料看，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是比较多的，因此有专门的机构“中华民国留日学生管理处”负责进行日常管理，为留学生造名册。在千叶医学专门学校1920年4月的新生一览中，汤蠡舟和赵师震已名列其中，当时为一年级学生。证明父亲汤蠡舟经过努力，克服困难，终于成功地进入了千叶医学专门学校，成为一名千叶医学专门学校的中国公费留学生。
在1924年3月千叶医科大学（原千叶医学专门学校）附属医学专门部毕业生、医学士的名单中，有汤蠡舟和赵师震的名字（俩人是同班同学）。因此，可以确定，父亲汤蠡舟在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就读的时间，如果从预科算起，应从1919年春到1924年3月。父亲的留日同学还有张锡祺、李祖蔚、陈卓人等（他们后来都与我父亲一道内迁至怀远）。
父亲在日本千叶医科大学毕业后，从1924年3月到1925年5月在日本千叶医科大学的医院外科还做了一年多的外科助手，积累了做外科医生的经验。1925年回国，正值北伐战争，父亲首先去广州东山，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医院做了一年多的医务主任，1926年7月返回上海。
二、创办医校 传播医道
根据《东南医学院二二级毕业纪念刊》中的《校史》记载：1926年，上海亚东医大停办后，学生无求学之所。时郭琦元先生自粤返，因念青年失学，且有感于医学之不振，人才之缺乏，乃邀汤蠡舟、缪征中先生等发起筹创新校，并得南翔陈巽清先生之赞助，将崇海普安沙滩田五千亩捐作本校基金。于是，商请褚民谊先生等组织校董会。一再集议，三月事成。租赁上海沪军营严氏民房为校舍，定名曰东南医科大学。推郭琦元先生为校长。先办专科四级，计招学生百七十人。于当年9月10日开学，缪征中先生为教务长，汤蠡舟先生为医务长，共肩校务。
1927年秋，校董会修订章程，改办大学五年制，专科即停止招生。1928年至1929年，增建教室，辟设病院，扩充实习室，添置图书仪器标本。
1930年春，校董会遵令将校名更称为私立东南医学院。1931年春，购置真如校基53亩。时值上海南洋医学院中途停闭，转学来校者二百余，统计学生数达五百以上。顿呈人满之虞。乃于是年五月建筑真如新校舍十余座，迄9月落成，沪军营原有房屋悉充为医院。学院全部迁入新校，同时本学院遵令废止预科制，招收新生开学。甫及半载，沪变忽生。漩入战区，凡百余日，校内图书仪器标本用具等损失达十余万金。沪事协约告成后，即将内部重行整理始得赓续开学。
父亲汤蠡舟不仅是东南医学院的三位创始人之一，且从1926年5月至1937年8月的11年间，他一直担任学校医务长、附属医院外科主任和教授，负责医疗工作和讲授外科学，并和郭琦元院长一道，为医院的建设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在此期间，医院开设了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眼科、耳鼻喉科、皮肤花柳科、齿科、X光室、化验室、临床检查室、手术室和药局，共约床位100张。制定了医院简章，包括总则、诊治规则、收费规则、病室规则、附则和护士班简章等，在上海已有相当的影响力。
1931年东南医学院刚迁入真如新校舍不久，中国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北时，国民党当局采取不抵抗政策，但黑龙江马占山部队奋力抵抗日军。东南医学院和暨南大学先进青年举行集会，成立了“援黑救护队”。章淦同学断指写下“抗日救国”四个血字，有30多人加入“援黑救护队”。队伍到了北平，还受到了张学良将军的接见和安慰，他劝阻大家，黑龙江天冷，南方人受不了。最后，“援黑救护队”遭到围困被迫解散。这次行动使同学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寇侵犯淞沪期间，何香凝女士除了把个人财产用于救护事业外，还以伤兵医院院长的身份在报上刊登募款启事。东南医学院积极响应，两位院长为伤兵医院送来大量医疗器械、药品。当时，何香凝女士、柳亚子先生都住在上海辣斐德路辣斐坊一带，与我们家相近。何香凝女士将自己作的一幅山水画，请柳亚子先生题词，赠与父亲汤蠡舟。柳先生的题词是：“摇落江山万里秋，那堪袖手看神州，僊源岂是人间有，祗合先生画里求。”不久，父亲汤蠡舟去了苏州，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第七队伤兵医院，开展战地救护工作。
八一三事变后，日机对上海中方非军事目标滥施轰炸，位于真如改作伤兵医院的东南医学院被炸毁，同时被炸的还有暨南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抗战胜利时，沦陷区的大学都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百废待兴，百业待立。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校史中，有借聘东南医学院教授帮助北京协和医学院复课的记载。这主要缘于父亲汤蠡舟曾经任职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里，有许多骨干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教授和学生，协和和东南已形成了密切关系。
三、投身抗战 救死扶伤
在父亲汤蠡舟自己写的个人简历中，我们看到了他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足迹：1937年8月~1940年12月加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转辗武汉、衡阳、长沙、南昌、吉安和祁阳等地救护伤员，期间担任队长、中队长和中区大队长等职；1941年1~8月，驻在江西弋阳，担任救护总队卫生人员训练所外科指导员兼外科学组主任，训练战地救护卫生人员；1941年9月~1942年9月，调到四川重庆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医务处长；1942年10月~1945年11月，调往贵阳担任救护总队副总队长、总队长。
据有关史料：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前身，为1937年12月在汉口成立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战时救护委员会，它是中国红十字会履行日内瓦公约，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根据战时医疗、战伤救护和医防的需要而成立的一个组织。1938年6月迁到长沙，正式命名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1938年11月，总队设在长沙的救护总部被敌机轰炸遭到重创，数十名救护人员受伤，后奉命西迁至祁阳。1939年2月，又迁至贵阳东南郊群山环抱的图云关。当时，总队下设9个医疗大队，共辖47个中队、94个区队、9个手术队。1940年~1942年是救护总队的全盛时期，大小医疗队发展到150个，医务员工达3420人。这支队伍几乎集当时全国医药人才之精华，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来自欧洲的20多名医生也加入到这支队伍，工作到抗战胜利。
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主要任务是，对外与国际红十字会和海外援华团体联系，对内指导全国各地医疗队的救护工作。总队部下设1室4股，即办公室和医务股、材料股、运输股、总务股，其中的材料股先后由汤蠡舟、陈璞担任主任。通过救护总队，成千上万的伤病员得到救护；世界各地援华的成千吨医疗物资源源不断运往抗日前线；无数经过培训的战时救护人员从这里奔赴各战场。救护总队还协助地方开展卫生防疫工作，为平民和难民服务。
我的堂兄汤维德回忆：1937年，他与胞兄汤维平随四叔父入红十字会第一重伤医院，任前方将士伤残救护医疗工作。四叔父汤蠡舟任院长，医院设在松江县省立松江中学。敌人狂轰滥炸，每当深夜，伤患者抵院，其呼疼号哭之状惨不忍睹。常见叔父于灯光灰暗中，低徊病榻，不觉其臭，也不嫌其脏，只听其细声轻询各患者伤势，重者即手术治疗，轻者经抚慰包扎后，次日晨即行转送后方养息。无奈前方战事失利，不逾月而医院后撤，由松江而震泽、景德镇、武汉、长沙、衡阳、宜昌，直到重庆、贵阳。叔父大人无时无地不以救护伤残和贫病民众为己任，置己身家庭于度外，是婶母大人许雅南驮儿带女，自沪辗转，抵江西吉安，与夫来会，再至陪都重庆。
这段时间，救护总队还为太行山八路军和江南新四军送去药品和医疗器械，父亲汤蠡舟还曾亲自去过皖南新四军总部，送去药品和器械，帮助训练医务人员，得到了叶挺军长赠送的战利品，其中有缴获来的日本国旗，大小各一面，签有叶挺等首长的名字。
我们一家住在图云关山上时，曾发生了一件让我们难以忘怀的事。一天，长子汤卫城突发急性盲肠炎，那时往哪里送？父亲是外科医生，决定自己来为亲生儿子动手术。于是，在山上找一间草屋，消毒后作临时手术室，请一名护士当助手。手术顺利，总算度过了难关。手术后，母亲还带我们其他几个子女去看望汤卫城，并给我们看手术切下的盲肠。在兵荒马乱时期，我们家生活十分简朴，但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其乐融融。
四、返回东南 力主内迁
1945年12月，父亲汤蠡舟从重庆回到南京，至1948年12月，先后任中国红十字会副秘书长、国民政府卫生部医政司司长。当时，家人都在上海，父亲经常往返于上海和南京之间。由于他深感国民党及其政府的腐败，他毅然辞去国民党政府的职务，回上海致力于恢复和创建东南医学院，重新开始他所钟爱的医学教育事业。1949年初，上海当局数次请他出任卫生局长，都被他力辞。
据李雨生教授回忆，1949年暑假，中共华东局有几位领导来东南医学院参观，他们认为学校基础学科教学人员的阵容颇为整齐，提出是否可以借聘几位到济南白求恩医学院任教。校方回答说，自己的教学力量不算强，借聘了就显得更加薄弱，不如连根拔了，把学校迁往内地更好，因为在上海有6家医学院，实在集中过多了。华东局的领导很赞成。
据蒋本沂教授回忆，1949年8月3日，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崔义田部长主持下，以汤蠡舟院长为代表，接受内迁任务。经勘察校址，以皖北怀远原美国教会办的淮西中学、培德中学、民望医院、民康医院为基础，占地300多亩，充作校舍。
最近据黄叔仁教授回忆：中共华东局一发出“面向农村，走向内地”的号召，东南医学院就率先响应，紧锣密鼓地组织开展内迁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成立内迁工作委员会，汤蠡舟院长任内迁工作主任委员，蒋本沂教授负责教职工方面，黄叔仁负责学生方面兼内迁工作秘书长。当时的安徽比较落后，部分师生对内迁工作有消极情绪，思想顾虑较多，工作难做。汤蠡舟院长四处联系，想尽办法动员亲友和同事来怀远。为了将学校和医院的医疗器械和教学设施提前运至怀远，学校还专门成立了内迁先遣队，并如期完成了任务。是年12月27日，东南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开始整体内迁。随迁340人，在汤蠡舟院长的率领下，连续两天两夜未休息，于12月29日到达皖北怀远西门岗。
当时，那里的环境还比较好，多数房子是用石头砌的，美观牢固。学校和医院背靠西山，南临淮河，登高远望，风景优美。但是交通非常不便，没有直通蚌埠的公路和汽车，只有水路一条，乘上小火轮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蚌埠。
内迁是东南医学院发展史的一项重大决策。它既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又为自身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1950年元旦，在父亲汤蠡舟的组织领导下，东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宣布开诊，设床位100张。是年10月，东南医学院附属医院附设护士学校开学，父亲汤蠡舟兼任校长。
1951年2月，皖北行署派遣党政干部李广涛来到东南医学院和附属医院开展工作。6月，经华东卫生部批准，东南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由私立改为国立，并委托皖北行署正式接管，得到了父亲汤蠡舟的积极拥护和支持。随后，父亲与李广涛、陈韧等党政负责人一道开展基本建设，聘请师资和医务人员，从上海请来一批高级专家和教授，如张锡祺、陈卓人、赵师震、李祖蔚、蒋本沂、万昕、邢文荣、赵敏学等，打开了工作的新局面。是年8月，东南医学院附属医院从怀远迁至合肥市前大街（现长江路），开设床位146张。9月，医院新址划定在合肥市德胜门外东南岗，医院主楼开始兴建，同时对医院辅助用房和职工宿舍进行规划设计，确定了医院新址雏形。
1952年2月，医院接受合肥联合医院房屋。上半年医院一幢三层外科楼和两幢一层的耳鼻喉科和肺科病房建成。在父亲汤蠡舟的领导下，医院抓紧采购和安装医疗仪器设备。光明新村、和平新村两处教职工宿舍相继建成。8月，医院住院部迁入现址（绩溪路），开设病床250张，原合肥市前大街（现长江路）旧址改为门诊部。10月3日，安徽省政府批准，东南医学院被命名为安徽医学院，医院随之更名为安徽医学院附属医院，父亲汤蠡舟任安徽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安徽医学院副院长兼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
五、工作不懈 尽瘁终生
在医学院和医院繁忙而艰辛的搬迁、改造和新建过程中，父亲还参与了安徽省的卫生建设事业和各项社会活动。1952年2月，报纸上报道，父亲汤蠡舟以自己曾是1947年“日内瓦公约”第四次修改会议参加者的资格，斥责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是违反国际公法的可耻行为。他在抗战时期曾率医疗队，到日寇散布过细菌的金华、宁波、常德等地进行抢救工作，目睹了被害者的惨状。
1953年10月，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下属8个分团）一行四千余人，在总团团长贺龙的率领下，离京赴朝，慰问中朝人民军队和朝鲜人民。父亲汤蠡舟参加这次为期三个多月的赴朝慰问活动，并担任了四分团的副团长。1954年3月，安徽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筹委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父亲汤蠡舟被推选为副主任委员。是年7月，他当选为安徽省第一届人大代表。
在我们孩子的眼中，父亲总是工作、工作，除了工作，还是工作。稍有空闲，就看书学习。他唯一的兴趣就是种一些树木和花草，调剂一下紧张的生活。在我们家门口，栽有一棵桂花树，一到秋天香气扑鼻，现在应已长成一棵大树了。他陪我们孩子们游玩的场景，在我们的记忆中几乎没有，但时而也会抽空与我们讲一些道理，教育和鼓励我们积极向上。
父亲一生节俭，克己奉公。在新中国成立前，他就非常清廉。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更是这样，从不特殊化。他常从医学院走着去卫生厅办公，大约有半小时的路程。从来不带我们家人使用公家的小车。几年来，他辛劳不懈，繁重的工作使他积劳成疾。1954年秋，他病倒了，被诊断为肝硬化。他住进了医院干部病房，一住就是三年。当时，两个外孙女相继降生，给父母亲带来了欢乐。父亲最希望母亲带外孙女去看望他，这时候父亲是最高兴的。
1957年10月23日，父亲在医院干部病房病逝，终年61岁。安徽省领导张愷帆、桂林栖、陈荫南、陆学斌，以及其他有关方面领导和安医全体师生员工均前往吊唁。10月30日《安徽日报》报道：“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安徽省政协常务委员、民盟安徽省委常务委员、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安徽医学院副院长汤蠡舟先生追悼会，于本月29日上午在安徽医学院礼堂举行。”参加追悼会的有省、厅负责同志，民主党派负责人，合肥各高校校长和教授，“及汤蠡舟先生生前好友共九百余人”。“追悼会结束后，汤蠡舟先生灵柩旋即起运至大蜀山公墓安葬”。长长的送葬队伍从医学院的大门口，一直伸展到西门外的叉路口，足有两里多长。
谨以此文纪念我们的父亲。
（作者简介：汤章城，汤蠡舟四子，曾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现居住上海。）